第一部分 《微尘乱说》 人治 法治 乱治

李忠焱

第一部分

《微尘乱说》

人治  法治  乱治

东方一哥

我们习惯于称以往的社会是“人治社会”，现今是“法治社会”。甚至庆幸生在法治社会，批判留恋包公、祈盼包公是向往人治，没有法治意识。

先不忙庆幸。其实人治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区分与鉴别本身就有待探讨。

试问，哪朝哪代没有“法”？“法”都有！关键在于是否有公正无私、执法如山的执法者。没有这样的执法者，法律就成为堂皇的摆设，成为一纸空文。的确古时的法律法条没有现在多，但不能因为古时的法典不多就认为它没有法治。只要包公一升堂，法律就实在了、具体了，就强硬了。

包公断案用的是法，没用其它，我看他在搞法治，为何我们后人要否认人家呢？包公确实是“稀有之物”，不管对于古代还是当今。若是包公多了，宋朝就成法治社会了。如果今天每个官都象包拯那样刚直不阿，在法律和原则面前六亲不认，法治社会离我们还远吗？

衡量一个社会，一个朝代是不是法治社会，不能单凭它制定了多少多少部法典，有哪些哪些条款，更应看它所制定法典的实施情况。法治社会至少有两个标准：一是立法，二是执法。

一个有法不依、违法不究、执法不严，法典堆积如山，结果却是一种空洞的标榜，如此社会能称作法治社会吗？不能！只是披着法治的外衣，该称“乱治”。

统治者以德化人，才是人治。

统治者集中公民的意志制订法律，再严格按法律行事，是法治。

统治者以个人的意志随意行事，并强加于人，就是乱治。

一个社会，冤、假、错案不断，法官徇私枉法不鲜；刑不上大夫，法不治亲朋；这样的法律又有何公正性，有何威严呢？没有威严的法律就要受到藐视，受到贱踏，最终法不成法，国将不国，便到了乱治。

一个案子，本来实事清楚，证据确凿，可以依律宣判了。但每每受到领导们的条子的左右，有时是审而不判，不了了之；有时是摇摆不定，多次改判。甚至有时法官还要主动去请领导的“示下”，害怕弄出什么“乱子”，对自己不利，对“大家”不利。一看就是乱治，要是做出了善果，勉强称作人治吧。只要有高于法律的权力存在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。

人治与法治都在追求天下之“治”，只有乱治没有追求。所不同的是，人治崇德轻法，法治重法轻德。人治与法治各有优劣。法律惩行，道德伐心。法律冷酷，道德和谐。恶从心生，人治从心灵处思想上去治人，叫人心服。古有一说叫“圣君不杀人，诛心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人治灭恶于心动之时；而法治是恶行之后再加惩处，多少存有一点于事无补的遗憾。法治治人的方法是杀鸡吓猴，重在一个“杀”字；人治治人的方法是让人心悦诚服，重在一个“服”字。

法治条件下，作了恶，犯了法，只要销毁证据，不留痕迹，便可逍遥法外，明明知道是他干的，却拿不出证据，法庭也只好无可奈何地宣他无罪━━释放。恶不遭惩，善不遭安，法律也有无能的时候。同样的事情在人治条件下，即使不受惩处，但要受到道德的审判，良心的折磨。

作恶后，有悔悟，这时人治以德救人的功能显现，豁免其罪，作恶者受不到惩处不说，还给了假悔悟以空子钻。法治就不同了，该坐牢则坐牢，该杀头则杀头，悔之晚矣。你砍了别人的头，法律再砍你的头，法律的毁灭功能就显现了。也就是说，道德杀不倒恶人，法律有可能错杀好人。

人治与法治并非完全对立，法治社会与人治社会也没有绝对界限。比如，当今社会使用的“庭外调解”，便是先“人治”一番，“人治”不成再来“法治”。在法治社会中并不排斥道德的作用，相反很多法律无法解决的问题必须借助于道德。

古代有“王法”、“州法”、“县法”，小到有“家法”，都在用“法”评判事物，裁决是非，打出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”的主张，贸然说这样的社会没有法治，也难以让人信服。

人治也用法治，法治也用人治，人治与法治共存共用于同一社会这才是事实，不可否认。不可能存在单以“法治”为手段的社会，也不可能存在单以“人治”为手段的社会。只能说以“人治为主导”或“法治为主导”的社会，才够确切。

人治用德，法治用法，只有乱治什么都不用，只用糊涂。

人治，法治的社会是难得一见的，只有乱治社会随时可见。

2002年8月9日作

一叶知秋

宗教以“神治”，让人有信仰，自我提升道德！人治需有道德的人，才有资格谈治，法治由人执法，需要强化监督，没有监督的法治，比乱治破坏力更甚！中国酒城论坛监督下的法治，将对社会规则的底线有所助益。